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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蘇凱宮蘇延奇:踏上地下冒險征程

    似乎這是每個過渡社會都會面臨的景象:就好比在一個除舊迎新的時刻,人們總是在樂觀的情緒中雀躍,并總是對“新”充滿著希望。而正是同樣的時刻,還存在著另一種事實:以往舊的模式正在慢慢瓦解,新模式尚未成熟且堅固的建立,這往往帶來的是混亂和迷惘。

  這是最壞的時代,這是最好的時代,有的人看到的是日薄西山,也有人看到的是蓬勃氣象。好在,這個時代的脈搏,正在變得越來越有力量,因為面對這樣一個時代,擔負起希望,同樣也擔負著價值重塑的,是這樣一批年輕人:他們勇敢、勤奮、敢于冒險、不怕失敗,他們已經在路上。

  21世紀是創業的時代,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爭聚焦在創業和創新水平上。而創業型經濟具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,轉變經濟增長方式,和擴大社會就業的顯著作用。“十二五”也是我國紡織工業由大變強的重要時期,為實現全面建設科技、品牌、人才、可持續發展強國四大戰略目標,創業型經濟更顯尤為重要。此外,創業精神彰顯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未來,創業經濟的崛起,青年人責無旁貸。

 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懷揣夢想,敢于挑戰的年輕人,他們早已沖進自主創業大潮中,成為時代的弄潮兒;與此同時,我們也注意到,大規模的民企創業史上第一任大傳承時代已經到來,中國將有300萬的家族企業要在未來的五年到十年完成交接班,中國紡織企業更是如此,而接班對這些二代而言,已經遠遠不止于守成,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創業。他們有更高的文化水平、更廣闊的視野,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更強,對于企業的轉型升級是一針“強心劑”,因此他們創業、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培養,正是民營企業將“生死坎”的交接期變成轉變企業發展方式機遇期的重要一步。

  真正的創業精神,既不是在失敗和成功之間的賭注,也不是為了攀登權力頂峰的忍辱負重,而是不安于現狀、超越自我、挑戰極限、享受創造的過程和心理體驗。作為漸漸擔負起或者已經擔負起這個時代中堅力量的青年一代,他們身上那種勇敢、勤奮、創新、責任等精神品質,為我們勾勒了一幅時代創業圖。

  此次“青年創業先鋒”的系列報道,我們采訪了一些行業內的代表性人物,他們的故事并不是可以賺錢致富、或者讓你年紀輕輕就名利雙收的指南手冊,我們更應該從中看到的是勇于承擔、敢于冒險的年輕氣質,他們與社會大環境互相作為,通過自己的行動和價值觀,一點一點的微改著這個時代,并終將影響未來。

  無論怎樣,今天的他們已經勇敢地站在了年輕的戰場,為冒險,為擔當,為夢想,為希望⋯⋯請用力為他們鼓掌!

  蘇延奇:地下冒險

  這是一個典型的草根一代與精英二代傳承的故事,其最終的默契在于各取所長,相互依賴。對于繼承家業,他沒有考慮太多,只因責任而義無反顧。無論是從長相還是個性來看,他都跟父親不太像,而正是這對互補的最佳組合,讓人艷羨的開拓著商業新版圖。其實這些都無所謂,只因他們擁有同樣的姓氏,并都以此為榮。

  接過蘇延奇的新名片,上面有了新的身份介紹:江蘇凱宮隧道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。現在他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放在了凱宮全力拓展的這一新領域上面。記得兩年多前初次見面,他剛從美國回來,也剛進入父親的公司,“正在熟悉和學習”是他當時介紹自己的方式。兩年之后,再次見面,凱宮“盾構機”的廠房里,蘇延奇早已不是學徒,而成為這場戰役的重要布局者。

  他與很多需要接管家族企業的二代一樣,有著優于旁人的機遇,也有著更多的選擇與便利,恰恰是這樣,也讓他們面對了更多的挑戰與質疑。對于這些,蘇延奇的想法就如意大利汽車王國菲亞特的后代拉普·埃爾肯高喊的那樣:“擁有與生俱來的機會,如果我不做出些什么成績,便是恥辱。”不同于父親的紡織機械,選擇盾構機,一種隧道掘進的專用工程機械,作為證明自己能力的主場,蘇延奇開始了他的地下創業冒險。

  因為責任

  上海同濟大學本科畢業后,蘇延奇就去了美國,繼續攻讀碩士學位。即便是面臨畢業,他也并沒有太多去想接管父親公司的事情,而是打算留在美國當一名工程師。畢業之后,一切都如預想的那樣,蘇延奇和妻子都在美國找到了相當不錯的工作,并打算長居在那里。

  回國的轉折點,是在2008年。當時金融危機席卷全球,“越是在美國,越是在接近華爾街的地方,你就越能感受到瞬間倒塌,什么都沒有了的那種恐懼。”蘇延奇深有感觸。當時他也經常與國內的家人通電話,聊天的時候,盡管父母一再將困難隱瞞,但他仍然能感覺到這場危機嚴重影響了中國,父親企業處境艱難。

  蘇延奇決定先回國看看,他向美國公司請了一個長假。回來之后,在企業呆了一段時間,發現公司的困難比預想的要大很多,父親更是心力憔悴,面對這種狀況,他毅然決定回國。其實,當時的他也并沒有想太多,因為學習專業的限制,也沒想到回來究竟能幫上父親什么忙,只是因為作為兒子的責任,他清楚知道,現在家里是需要他的時候,“我覺得能讓父母天天見到我,他們的心情也會好很多,我回國最大的動因就是想讓他們心情舒坦一些,沒什么牽掛,有什么事情可以有人商量。”正是這種血濃于水的簡單親情化作發展家族事業的一股強大動力,蘇延奇和妻子放棄了美國優越的生活環境,回到了父親的公司幫忙。而父親蘇善珍內心從來就沒有放棄將他召喚回來的念頭,對于兒子作出的這種選擇,他有些自責地說:“做父親的我很霸道,兒子工作那么好,還要回來跟我受罪。”只是,這語氣還帶有更多成分的欣慰、自豪和驕傲。

  踏上新征途

  一直以來,凱宮都是在紡織機械領域做得風生水起,一次的出訪,讓蘇善珍看到了新的機會,“盾構機”這一新領域不僅給凱宮帶來了新的機遇,也給兒子蘇延奇帶來了真正的用武之地。此次的選擇,蘇善珍從有想法開始,便將兒子拉了進來,之后便將大部分的主動權交給了他。

    2007年,蘇善珍跟著蘇州市的領導參觀了北方一重工企業,在那里,蘇善珍第一次了解到了“盾構機”這個領域,也許是多年商場的打拼,讓他有了極為敏銳的判斷力,他覺得這也許就是凱宮再提升的又一次機會。有了這個想法,蘇善珍立即打電話給當時還在美國的蘇延奇,跟他聊了這個事情。對于尚未參與到父親公司運作的蘇延奇來說,并沒有太多的能力去做出決定,于是就在美國做了大量的調研,分析了美國同類公司的情況,翻看了很多相關的報道,包括對中國整個大的經濟環境和城市規劃都做了充分的研究,最終覺得這個領域還是非常有發展前景的。“機會來自社會的變化,而我們緊緊用雙手抓住了它。”蘇延奇對于自己新的征途,有著很強的信心。2007年,是中國隧道機械爆發的年份,隨著城市的發展、擴容,人口、地產的增多,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地面交通發生了障礙,已然承受不了那么重的負荷,地下隧道工程成為各個城市建設的主要考量,因此隧道機械應該是社會變化帶來的難得機會。

  但是這個產業的門檻非常高,不是說你有資金有技術就可以干的,也不是憑著一腔熱血就能干好的,對此,蘇延奇下了很大的功夫,“當時公司的紡織機械沒有太多我能插得上手,而盾構機則是我從一開始就跟著的,包括前期的很多調研,也都是我來完成的,相對來說會比較了解,于是就決定把這一塊承擔起來。”一開始,蘇延奇的工作主要圍繞三個方面,一是市場調研,一是跟政府打交道,還有就是請專家。而在請專家上,蘇延奇的學歷和留學背景,多多少少起了一點作用,因為同濟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很有名,通過大學老師的介紹,蘇延奇順利地請到了行業內的盾構機應用專家和理論專家,而他們當中大部分也都是蘇延奇的校友,關系就又近一些了。這些專家到凱宮后,作了很多關于盾構機方面的認證,而在專家的指導下,蘇延奇也是帶著自己的團隊一次次的修改,一次次的完善,最后終于開工了。

  如今,一個一個的訂單,是對蘇延奇最大的認可,對此他只是謙虛地說:“這只是一個開始。”

  上陣父子兵

  采訪過程中,蘇善珍接到好幾個電話,有政府的、有客戶的,而他總是不停地說:“具體的事情,我讓我兒子來跟你談。”于是就把電話交到了蘇延奇的手中。話里話外,蘇善珍對這個兒子也總是贊不絕口,對于這幾年蘇善珍的有意栽培,蘇延奇也并沒有讓父親失望,以至蘇善珍多次重復這樣一句話:“我把這個企業交給他我放心。”對于一個白手起家,辛辛苦苦打拼下來的基業,說出這句話,蘇善珍需要底氣。

  蘇延奇對于父親,同樣是敬佩不已,即便這是一次以他為主的采訪,但他說一定要提到父親。蘇善珍是在1984年左右開始創業,當時的蘇延奇還在農村跟著奶奶一起生活,并沒有太多的印象,而到了1988年蘇善珍又將自己的創業版圖遷移到了縣城,而他在縣城打下的天下也并不是很大,一年收入也就一兩百萬,到了1997年,蘇善珍就把之前所有的成績都放棄,決定到昆山重新開始。對于蘇延奇來說,這感覺就是三級跳,從農村到縣城,再到富裕的昆山,“這對于我們家庭來說,尤其對我們這一代來說,確實是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平臺。”

  前不久,蘇延奇去上海參加了大學同學的聚會,他們當中大部分的人都選擇留在了上海,干上一份穩定且收入不錯的工作,發展都很好。“以我的性格,如果沒有出國,或者沒有回到父親的公司,可能也就像我的同學一樣,按部就班的去當白領、金領了。但是因為有父親給我提供的這個平臺和基礎,我的確得到了比別人更多的機會,我沒有太多的包袱,也欣然接受這個平臺,只要做得更好不就行了。”蘇延奇對于“接班”有著極為健康的心態。

  盡管名牌大學出身,又有著國外學習工作的背景,但在蘇延奇看來,最好的學堂,就是在父親的身邊。“進入公司兩年多的時間,當你真正跟他接觸,會發現父親真的是個粗中有細的人,做事情深思熟慮,在每個細節上也都會做得很到位。此外,他的堅持,也值得我學習,比如曾經我們要上一個項目,一開始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,而項目本身的實施也是困難重重,我當時就覺得實在不行就放棄,而父親卻在一直尋找著解決辦法,直到最終成功。這事情給我的觸動很大,遇到困難不要把它想成大山一樣地擋在前面,其實就只是一張窗戶紙,找到方法,輕輕一捅,就會光明。”

  說起和父親的差距,蘇延奇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,但很深刻:“我每天晚上可能也會想明天起床了要做什么,要有哪些改變,但第二天早上起來,還是會按照平時自己的習慣在做。而父親則是晚上想到什么,早上起來立刻實施。就這一點點的差別,就將成功與普通變得涇渭分明。”

  而在很多人看來,高學歷的蘇延奇,在文化水平上的優勢應該相當明顯,但他卻說,從另一面來看,這也是弊端:“無論是從敬業、創業精神來講,還是那種勤奮打拼,一絲不茍的態度,我要向父親學習的還有很多。父親也許因為知識水平有限,他只要聽到什么事情,就會馬上去了解,生怕漏掉一個機會,而我也許是因為讀書比較多,在很多情況下簡單一聽,就判斷這個事情不可能,也就不會再考慮了,機會也就這樣錯過了。做企業,還是要像父親那樣踏踏實實地去干。”

  對于兒子的表現,蘇善珍也很誠懇地表示:“第一年剛回來的時候,我真的很失望,完全就是一個書呆子,也都是西方的那一套思維方式,對中國的人情世故了解的太少。為此我曾經多次跟他談話、溝通。也許因為年輕,也許因為聰明,也許因為理解,一年之后,他的轉變和適應之快,是我沒有想到的,而他能夠這樣盡心盡力為這個企業付出,我也是很感動的。無論是政府官員,還是朋友客戶,都對他的工作能力和為人贊賞有加。”蘇善珍談到這些,臉上始終掛著微笑。他還說,蘇延奇一開始去談生意,他還是挺擔心的,一直囑咐蘇延奇遇到問題一定要及時通電話,第一個單子可能通了幾個電話,而到了第二個單子,就只打了一兩次,第三個單子他就完全放心了⋯⋯

  如今在凱宮,父子兩個齊上陣,從整體來說,蘇善珍把握著企業大的發展方向,而蘇延奇則負責人才引進和進出口貿易這一塊,因為他的學歷和語言的優勢,讓他在這兩方面做起來游刃有余。而具體來說,“盾構機”則是蘇延奇真正的挑戰。

  蘇善珍覺得自己很幸福,兒子和他在一起,總是能夠準確把握他的想法,并通過自己的智慧,很好的實施。采訪過程中,蘇善珍曾提到:“5年之后,我要開始出去玩,享受一下人生,對于企業我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,在兒子需要的時候,給一些建議和幫助就可以了。”而在采訪的最后,他又提起了這個計劃,但卻看似無意的將這個計劃延后了一年,兒子蘇延奇對此有些敏感,用玩笑地口吻說:“您剛才不是說5年嗎?”

  其實,他和他都清楚的知道,這其中的差別不僅僅是用“一年”來衡量,而是取決于蘇延奇真正成熟的時間,哪怕就是明天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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